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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 农民起义烽烟四起,明朝的招安为什么会屡屡失败
发布日期:2020-08-02 20:2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原标题:农民起义烽烟四起,明朝的招安为什么会屡屡失败?

明朝以前,招安可以说历代皆有,尤其是两宋。不过,两宋虽然招安次数频繁,但其时社会矛盾仍以民族矛盾为主,因此无论是就招安的规模还是影响来讲,均不能与此后的明朝相提并论。

明自正德时起,奸佞当道,社会矛盾激化,农民起义此起彼伏。其中尤以刘六、刘七等人举事影响为最大,他们先是同意负责镇压的马中锡采取的招抚策略,后又叛归山林,最终在王守仁的主抚之策下,才最终使叛乱得以平定。

明代农民起义至崇祯朝达到高潮,《明史》称其时“群盗满山,四方鼎沸”,“盗贼之祸,历代恒有,至明末李自成、张献忠极矣”。这些举事的义军首领,不少直接受到了《水浒传》招安思想的影响。张献忠始初起义,明确表示图的就是“异日招安”。

但是由于对朝廷招安诚意的疑虑,加之从《水浒传》悲剧结局中吸取的教训,明末各路义军虽表面声言效仿宋江之招安与忠义,实际仅将其作为斗争的策略罢了,那种死心塌地且毫无条件地接受招安少之又少。而当时明廷“委政者非庸即佞,剿抚两端,茫无成算”,这就使得明末招安问题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为突出,当然影响也更大。

崇祯三年(1630年)义军初起时,负责剿抚的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即主抚,但招安效果差强人意,杨鹤最终也因所抚义军的再度叛变,以主抚误国罪下狱论死。实际上此次招安来自上意,杨鹤只不过是这一策略的执行者罢了。崇祯四年(1631),朱由检在询问山西按察使杜乔林流寇事时,便已表示“寇亦我赤子,宜抚之”。因此,在该年批给杨鹤的招降奏章中,即明确指示他“相机招安、允协朕意”。此次招安失利,使崇祯帝有所悔悟,负责核奏此案的吴?,事后说:“先剿而后抚,歼厥渠魁,胁从罔治,古帝王讨贼定案。今渠魁借招安为名,给札予官,反杀胁从,戮良民,以克功级,天下之祸有决裂不忍言者。前此塘报多蒙蔽,上始知言抚者误,谕督抚镇道等官如按臣言,歼渠散党,毋再蹈覆辙”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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